威權壓迫感不是從學校畢業或長大自立就改變了，而是整個社會把人與人的關係都用權力上下去詮釋時，壓迫感無所不在。我們從來就沒有過真正的自由，我們與人建立關係時必須先搞清楚自己在他之上還之下、怎麼應對才得宜，整個社會的人們越來越疏離。
當兵要聽學長的，入職場要尊重前輩，沒有專業權威我們就會感到迷失，有錢就是老大，媳婦要熬成婆，等老了要人照顧又回到拿人手軟的困境。人們是否聽你說話不在於你的能力，而在於你嘴上有沒有毛，有沒有被賦予權威。
這些壓迫感會轉成一種道德憤慨，用正義或規則去壓迫那些自認為比自己位階低的人是這股憤怒最安全的出口。
這種道德憤慨感，好比說，看到有人插隊而生氣，通常是因為我們很認真看待排隊這件事，而認真看待排隊並不是我們天生的本能，而是被教育的。如果我們一開始學會排隊是因為和人對等溝通產生的結果（從自我經驗學習而來的），而並非被規定必須遵守的，我們看到插隊者的反應會不會不一樣？
如果認真排隊這件事真的是社會整體利益下最好的安排，那當有人插隊時，我應該感到困惑而不是憤怒吧？為何不上前問問他為什麼要插隊？而不是以「大家都乖乖排隊，你當然應該也要乖乖排隊啊！這是負責任的行為！」的方式來看待這件事，這樣的看法，只是反應了我犧牲了自己部分的自由，我負起我的責任了，你怎麼可以放任！而這個「責任」，其實只是過去自己把威權壓迫合理化說服自己遵從的字眼，而不是真正對他人的尊重與負責。
威權教育下沒有真正義理的思辨，我剛舉的排隊就是個例子，懷著「排隊是很合理的規則呀」的看法，但是當我們發現插隊者是有權者（例如總統車隊、黑道大哥），我們就會把他們的插隊行為合理化。
所以當我們說要尊重少數時，很多人會跳腳認為他們的權利被侵害了，其實只是他們覺得這些原本不被他們認可的少數份子突然變得比他們更有權威了，或是用「同情」的字眼去把對方矮化為「弱勢者」他才能同意對方擁有特權，因為上下壓迫、弱肉強食、有錢就是大爺這種上對下的關係就是他們的世界觀，即便他們不喜歡也不打算改變，或是有些人就真的很喜歡這樣不民主的世界（徹底的逃避自由）。
道德憤慨感太多太多了，又比如說，我帶孩子出門要符合社會常識規範，為何她不用！
我好奇的是，這股「正義魔人」般的憤怒來自哪裡？看到路人媽媽載著穿很少衣服的小孩，為什麼會想要拍照上傳到爆料社團？如果是出於關心，那為何不直接上前詢問，而是訴諸網路公審？如果是遵循你心目中的絕對真理，那麼為何你的真理竟然沒有辦法說服其他人也遵守？
如果我支持我的孩子能擁有決定自己穿什麼衣服出門的權利，他長大之後才有可能尊重另一個人的身體自主權。
人要適應社會，但社會卻也是由每一個人組成的。我們把自己生成的社會拿回來壓迫每個個體，卻不花點時間溝通、檢討、批判，那這社會怎麼會好呢？
當我們都只遵守規則就認為盡了責任，那也太簡單了吧。更何況，認定自己認知上的「規則」就是絕對真理，才是真正脫離社會現實。
下次面對「正義魔人」般的道德憤慨感，如果能用社會壓迫結構的角度去看待，我會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憤怒，我會在難過之後，說出我的聲音，我至少要表達出「 這是多元價值的社會」的意念，你可以不認同，但我期盼你至少試著傾聽。如果你無法傾聽也沒關係，至少我會試著去傾聽跟理解你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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