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界良（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常務監事）、薛安琪（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常務理事）
圖：po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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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台中一名七歲男童在柔道館練習時，遭教練與學長強摔二十七次造成昏迷而緊急入院，經過七十多天的治療仍不治離世。
練習當日，男童的親屬觀察到孩子狀況而上前關心，教練回應後仍繼續訓練，憾事還是發生了。
事件發生後，輿論有震驚也有憤怒，但是，事件發生到現在二個多月，我們想問：「台灣社會有什麼樣改變嗎？這個重大的事件反映了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我們只將這件憾事當成體育訓練方式的單一個案，或僅是教練個人的教學訓練風格所導致，那麼將會忽略結構層面相關的問題。例如：社會一直以來對待兒童的文化，是否讓相似事件一直在平日中不斷地發生？這些事件是否與整體社會認為如何教導兒童的態度有關？
事發後那幾日，台灣各界震動，一時沸沸揚揚，要對施暴者究責的話語數量頗豐，或從武術的教學手法做分析，亦有人嚐試追探臺灣體育文化，或從陽剛的性別角度切入，而其中反覆被拿出來探問和討論的便是：
「事發的當下，明明還有其它大人在現場，為什麼沒有能夠及時阻止？」
二○一七年，台灣排球運動員黃培閎在他臉書發文，那年他在義大利職業球隊打球，眼見國外對運動員的保護，對照台灣傳統土法煉鋼的訓練方式差距甚大，尚且還有持續的體罰文化，不合理的磨練令對於運動有興趣的孩童身心受創。
黃培閎談的除了是新興的運動科學的角度，並且奠基在對人真實的理解，更反映出台灣整體文化的困境：「我要你做到就得給我做到。」在威權遺毒作祟下，沒有意識處在控制／被控制的人，對話無法產生連繫，無意識對應這個威權結構的關係，彼此相互加強威權結構。縱然一般人對於權威的作法有些疑惑，但覺得自己不懂，沒有教練的專業，也就唯唯諾諾的相信，不會再有更多的探究。
我們認為除了追究責任之外，避免這類事情再次發生，更是關鍵。體育界在制度面能做哪些調整，避免憾事再度發生，同時，在生活的各樣情境中，如何敏感到威權的存在，並且及時行動避免侵害兒童的情況再次發生。
二○一七年《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出版、二○一九年《蝴蝶朵朵》出版，引起社會熱議，許多人開始意識到兒童人權的「積極同意」、「身體自主」。然而，落實到生活中，大人很容易走回控制的念頭，覺得有些地方「不需要積極同意」、「不需要身體自主」。或是，落實到「學習」上，父母期待孩子「足夠努力、勇敢認真、克服萬難、壓抑自己的痛苦」，這背後有威權教育的遺毒，也有對「學習」或對「勇敢」的刻板印象。
其實，我們跟柔道教練的距離其實並沒有那麼遠，當我們面對孩童所展現的可能就是柔道事件中教練的樣貌，這個樣貌不會是無故迸發，而是潛藏在你我身上的威權遺毒作崇，這需要成人的自我反思和辨識，以及整體社會意識的推動，彼此提醒察覺威權，將人權的價值深植心底：「縱使是在社會中最弱小的孩子，也有他的人權。」
如果，要避免發生下一個同樣的案例，就從此時此刻我們大人的作為開始，真真切切地落實在生活中的每一處去察覺，威權的潛藏之處、以及對孩童主體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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