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反核的意志─日本祝島反核三十四年，遊行一千七百次！

文、圖：Tek-Hoa Tan（台北共學平日四團領隊）

祝島（Iwasuma）是個位在日本瀨戶內海西側的小島，與山口（Yamaguchi）縣田ノ浦（Tanoura）上關町（Kaminoseki-chou）相望，目前常住人口約400人，75%是老人。島上唯一的學校——祝島小學校，目前只有兩個高年級學生，其他孩子都一早就搭30分鐘的交通船去上關町的學校。

1982年日本政府提出「上關原發建設計畫」，上關核電廠預定地距祝島直線距離只有3.5公里，自此開始祝島持續至今34年的反核行，他們拒絕接受核電建造後對漁場、生態以及生活的威脅，使得核電廠的計畫被迫七度延期。

30多年來，每週一傍晚他們固定繞著村子遊行一周，宣誓反核的意志與決心，至今超過1,700次；2005年以來政府允許進行海域調查，卻不斷遭祝島人激烈地海、陸包圍抗議，2009年9月祝島人24小時輪班監控，一有工程船靠近，立即出海圍船，海上抗爭持續了兩個月。

今年2月中，我們幾戶家庭去日本旅行，特意帶著孩子前往祝島，從廣島搭在來線火車一個多小時抵達柳井港，再從柳井港搭交通船一個多小時抵達祝島，寒風中，一上岸就看到港邊那斗大的白底紅黑色大字─「原發絕對反對」。

當天傍晚的遊行因天候不佳而臨時取消，我們只好漫步在這個小小的村落中。隔天，民宿歐巴桑特地將她自己的反核頭巾送給我們。為了彌補我們沒見證到反核遊行的遺憾，另一間民宿的Kunohiro桑夫婦是島上反核的工作者，他們特地帶著我們一行大小13人在村子裡散步，不時跟我們說著島上的故事。Kunihiro桑說，我們是他們接待過的第三批台灣人。

我們搭中午的船班離開祝島，臨行前，Kunihiro桑夫婦交給我們特別準備的飯丸讓我們在路上止饑，孩子們直說著這是他們吃過最好吃的飯糰。簡單的飯丸，就只是海苔包著白飯，孩子們吃到的卻是對方的心意。

船開動了，不到10度的低溫，冷風颼颼，兩間民宿的老闆Misaki桑和Kunihiro桑卻在碼頭上一直待到看不見身影。孩子們說，這次沒看到他們的遊行，希望我們以後能再帶他們來祝島。

福島核災讓上關原發計畫暫停，但安倍政權上台，計畫又被重新提出。漫長的34年，超過1,700次不懈的意志展現，衷心期盼祝島能遠離核災的威脅。

【延伸閱讀】

上関原発を建てさせない祝島島民の会的Blog。

崔愫欣，〈祝島的一千個傍晚——反核之島抗爭記實〉。

【北區聯合講座紀實】工會為什麼重要？

文：林糖糖（台北共學平日五團成員）、Te-Hsien Lin（ 台北共學假日五團成員 ）

台北目前有13個共學團，每個月舉辦一次聯合講座，邀請講師分享各種社會議題。3月25日的聯合講座我們邀請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秘書長林名哲談「公司可以民主嗎？從工會試行翻轉職場！」這個講題。

作家陳映真的小說《雲》，有一段描述工人團結的場景，「忽然間，幾百隻藍色、白色、黃色，分別標誌著不同勞動部門的帽子，紛紛地、靜靜地舉起，在廠房、在宿舍二樓、在裝配部樓頂，在電腦部的騎樓上紛紛地舉起，並且，在不知不覺間，輕輕地搖動著，彷彿一陣急雨之後，在荒蕪不育的沙漠上，突然怒開了起來的瑰麗的花朵，在風中搖曳。」

這樣的場景，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嗎？公司需要民主嗎？民主的工作場所意味著什麼？有可能實現嗎？工會是什麼？是利益團體、爭取勞工福利、公司內的民意機關？還是代辦勞健保、權益代理人、另類的福委會？工會為什麼重要？現實中的工會長什麼模樣？理想中的工會可以做到什麼？不只翻轉政權、翻轉教育，我們還可以嘗試翻轉職場！

兩位共學團成員聽完電資工會林名哲的分享後，寫了一些心得，關於家庭跟工會的關聯，關於教育跟社會的關聯：

林糖糖：不只思考「這合法嗎？」，更要去想「這合理嗎？」

工會是什麼？從市場意義來說，工會是勞動力市場的賣方團體，聯合制價（避免削價競爭），以集體力量來制衡買方（公司）市場，並拒絕交易（即罷工）作為談判籌碼。像先前的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以集體力量拒絕交易來跟公司談判有關工作安排的不合適。

說完名詞釋義後，講師林名哲提出很多思考點，當公司提出一個讓你不舒服不對勁的決策，大家第一個冒出來的念頭是什麼？「公司這樣做合法嗎？」勞基法條例開始搬出來看，合法，那⋯就這樣吧，也許只是我的問題吧⋯⋯

其實應該去思考「這樣合理嗎？」「有沒有別種作法？」「能不能替員工多想一些呢？」

賓蹦！！這不是共學團面對社會議題時的作法嗎，不被規定設限，去思考合理與否，企圖打破威權心態，像是親子車廂、捷運嬰幼兒飲食條例等，企圖在小孩生理需求跟其他旅客的心理需求與公共場域的安全衛生中找尋其他作法，撐出一個友善空間。所以目前沒在上班的全職媽媽好像跟這工會議題沒直接關係，但是我們在育兒時就是在學習這些通則。

講師林名哲舉了三個案例要大家想想，你會怎麼做，例如公司無法育嬰留職，要求離職；育嬰復職但原職位已有人因而調動職位；產後復職有擠乳需求，但是公司未達百人，所以沒有設置哺乳室。

第一個案例很明顯的就已違法，所以講座現場有人提出可以去向主管機關申訴，但後兩個案例，資方並無違法，那勞方只能默默認栽嗎？

首先我們要知道的是勞基法是以國家力量介入勞資糾紛的最低標準、最低下限，若以維護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的立意來看，因此在看待問題時，除了思考「這合法嗎？」，還可以轉個方向來想「這合理嗎？」以員工是公司資產的角度來想，公司可以多幫員工想一些的嗎？從這個角度來跟公司商量。

賓蹦！這不是共學家庭最常使用的方法嗎？商量，就是要找出《父母效能訓練》中所說的「第三法」嘛，找出能夠讓你我都能接受的方法，我沒有要占你便宜但是我有需求，能不能將心比心的來商量出比較好的選項呢？

所以我認為工會的另一層面意義是，跳出對立面的框架，改變決策，提供新選擇。

Te-Hsien Lin：孩子長大後，會處在什麼樣的勞動環境呢？

公司可以民主嗎？這個問題猛然聽到，上至老闆下至員工，應該脊椎反射都覺得這問題是不是不太合邏輯，坐在講座現場的我們也不例外。

那麼，再問一個問題，前一陣子台灣智庫調查了國人最討厭的國家，北韓榮登榜首。雖是一個國人鮮少有接觸經驗的國家，但是卻一舉拿下狀元，理由是什麼？

大家此起彼落的說著，集權獨裁、沒有自由、情緒化不按牌理出牌、領導人長得很醜…….

那麼，回想你公司的某主管或某老闆，是不是莫名驚嘆這兩者之間的相似呢？

我們在這個自詡民主社會中，卻有1/3的人生就處在獨裁的環境中，我們又憑什麼討厭北韓呢？

「當你進入工作場所，會把公民自由寄放在門口，把美國和它所有應有的(自由平等人權)立場拋在身後。」引自《我在底層的生活》，作者為芭芭拉艾倫克。

在親子共學團裡的大家，願意揚棄打罵與威脅恐嚇以外，練習平等尊重、溫柔待人的方式，協助孩子成為一個有自信與自主能力的人。孩子們在溫柔環境下長大，如果我們不開始做些什麼，只是送他們長大後進入職場時再繼續（像現在這一代）被糟蹋。

很多社會問題都是從上一代傳下來的，我們現在為孩子撐出一個空間，也該在社會上為所有的孩子撐出一個更大的空間，所以，不論你在不在職場，職場友善與否，致力改善職場裡集權問題都與我們每一個人密切相關。

然而，為什麼對的事情，我們無法義無反顧的去做？

這是因為我們隱約或清楚知道，勞動力其實是個高度可替代性的「商品」，它有時效性（無法儲存，不可恢復），又缺乏變化性（職務專長難以任意轉變），因此這是個十足的買方市場（資方具有強大優勢），在這樣不均衡的市場之中，賣方（勞工）因為沒有和買方討價還價的資本，只能削價競爭。

從勞動力作為商品來看，工會有其市場意義。工會的存在，正是為了「聯合制價」而生，以「壟斷市場」之姿，「拒絕交易」（罷工）來作為談判籌碼，這樣才有機會制衡買方市場。

而從組織運作的角度來看，工會則有其政治意義。因為職場裡不僅只有「價格」交易的問題，工會不能只有「議價」功能，更要改變「一切由公司說了算」的狀況，透過集體行動，改變公司既定政策，參與企業內部治理，調整權力結構，制衡職場內部闗係。

工會與資方是完全敵對關係嗎？也不盡然，我一直覺得公司基於成本考量經營，增加成本的事會降低資方配合的意願，像是產假、育嬰假、哺乳空間的設置等，然而，若協商讓資方可以付出些微額外成本，換取更高的收益（員工的低流動率，降低新人訓練成本，充足經驗的員工有更高效率），或是避免更大的成本支出（罷工），那麼勞資雙方都可以從中創造雙贏，尋求共好！

第一隻跳入海洋裡的企鵝，總是面臨極大的風險，但十隻、百隻企鵝一起跳，就能安全豐收回家餵孩子。互助，就能創造最低風險最高收益！請記得，我們現在做的選擇，決定孩子未來的勞動環境！

ps.

工會主題講座當天，電資工會幹部有錄影，感謝他們的技術支援！有興趣進一步了解講座內容的朋友可以點這個連結。

小孩的「意識」，才是我們工作的對象。

文/圖：楊鎮宇（台北共學平日六團領隊）

前幾天看到黑龍騎士訓練官盧駿逸的文章〈當孩子「欺負」朋友時〉，談的是如何面對跟處理小孩間的「欺負」問題。

他提到三種處理手法，第一個最常見，就是「大人直接介入仲裁」。第二個是「直球對決」，直接跟小孩談。第三個是「深入情境」，大人加入遊戲，以成員的身分跟小孩們喬遊戲規則。

關於「欺負」這個情境，我們當然要面對跟處理，但若用「體罰」（例如陳安儀的論點）或「懷念體罰」（例如天下獨立評論刊登一位國小老師緬懷體罰的文章 ）的方式來進行，根本沒法跟孩子的「心情」、「思維」對上話，頂多只是處理到小孩的「行為」而已。

用「大人的權勢」來處理教育問題，只是壓制問題，絲毫沒有與問題搏鬥的勇氣，只是把問題蓋住而已。

不過話又說回來，在處理小孩間的欺負問題時，大人不用打罵威脅利誘，頂多只能算是不要添亂，遠遠稱不上是解決問題。

面對小孩間的欺負問題，大人不該太快出手阻止，但也不能不處理，用打罵威脅利誘沒法處理到問題，用不打不罵不威脅不利誘也不算是解決問題，靠，那怎麼搞啊？

是的，當大人有「靠，那怎麼搞啊？」的心情冒出來，才算是與問題搏鬥的開端吧。而這就是駿逸寫〈當孩子「欺負」朋友時〉這篇文章的價值之所在了。他在教育現場跟各種問題搏鬥許久，過程中他產出一些實作技能跟思辨過程。

其實駿逸的文章，也是在回應之前共學團的兩篇文章，一篇是宜蘭共學團領隊陳玫儀寫的〈用遊戲取代強勢介入〉，一篇則是台中共學團員廖文躍寫的〈不行，你不能上來，這是我們的基地！〉。

玫儀那篇文章的論點是說，「用遊戲、共玩的方式成功化解孩子間的紛爭」，然後舉兩個具體例子來說明這個方法的效用。文躍的文章描述的則是，大人用「直接談」的方式，而沒有用「遊戲、共玩」的方式來面對紛爭。

若用駿逸文章所說的三個技術，玫儀談的方法類似「深入情境」，文躍用的方法類似「直球對決」。

我前陣子曾把玫儀跟文躍的文章做比對討論，那時我問說，如果用玫儀所說的「遊戲、共玩」方式，是不是一種轉移小孩注意力的方式，而忽略讓小孩體會他的行為帶有「惡」的成份？用「遊戲、共玩」的方式，會不會反而讓小孩對於「有關惡的體驗學習嚴重不足」？

然後我也想問，如果用文躍用的「直接談」的方式，例如當大人對小孩說「這樣的規定是在欺負人」時，是不是像陳玫儀文章中所說的「正義使者的介入」的情況呢？

關於我的這些提問，駿逸的文章裡有做了進一步釐清跟思辨。

關於「欺負」這一題，「大人直接介入仲裁甚至打罵威脅恐嚇利誘」就不提了，駿逸所說的「直球對決」、「深入情境」這兩個方法，我認為目標都是，想方設法跟孩子的思維對上話。

教育心理學家傑洛姆‧布魯納（Jerome S. Bruner）在《教育的文化》中，討論霸凌議題的方式是這樣的，霸凌是種排擠，是種成見的展現，當孩子在玩耍時，把一些成員視為自己人，而把另外一些成員視為圈外人，他是用什麼方式來排擠來區隔？當孩子排擠他人時，他意識到什麼？

布魯納說：「生命中總會碰到內群體、外群體那回事。但問題不在於演練什麼實踐，而是當人在實踐這種形式的交換之時，他到底意識到什麼？如果我們對於進入如此區分之其然、其所以然以及其手段都懵然不覺，我們就是在培養一個漫不經心的狀態，到頭來不但把我們的人性削弱，也會促使文化進一步區分，即令我們根本無此意圖。」

布魯納的談法，給我的啟發是，看待孩子的行為時，我們要思考的是，孩子的行為是受到什麼「潛在的思維」所引導？孩子如何覺察他自己的作法？我們要對話的，遠遠不是行為本身，而是跟孩子心中「潛在的思維」對上線，如此一來，才能化解可能發生的罷凌或排擠問題。

布魯納認為訂定新規則來反對孩子間的霸凌或排擠，這樣的作法雖然不一定能保證產生「公平」的遊戲場所，但這些新規則的設立，「會給孩子們一種鮮活的意識，說什麼是公平的遊戲，和為什麼一個人的實踐會使它『歪斜』。這是漫不經心的消毒劑，而漫不經心就是社會變革的主要障礙。」

這時就要問了，誰來訂定新規則？是大人片面說了算嗎？還是大人直接跟小孩談？還是大人加入遊戲，用成員的身分來跟小孩一起喬？這也就是駿逸那篇文章在談的事情。

講了半天，面對小孩間的「欺負」問題，還是沒有一個鮮明又管用的解方耶，真是不確定呀！

這就是關鍵了，關於欺負的情境，如果成人的目標是協助小孩能自我覺察，那麼當大人要處理小孩的狀態前，大人也要有自覺，當自己跟「衝突」、「不確定」相處時，有什麼感覺？

英國精神分析師梅莉恩‧靡爾納（Marion Milner）說：

「衝突乃人生之所難免，不論這衝突是介於自身之內的不同面向間、自身與環境間、不同的個體之間，或不同的團體之間。因而，健康生活的目的並非直接消除衝突，因為這種方式不過是以強制力來壓服或此或彼的對立成分，然而寬容卻並非如此─它有能力承擔懷疑與未獲滿足的需求所形成的緊張，願意將判斷懸而未決，直到竭盡所能整合更多對立雙方的主張，從中盡可能找出更佳的解決之道。因此，心理學家的任務就是要使人們能夠接受這種想法，以便讓各式各樣經驗的豐盛性─不論是存在於單一人格之內的，或是在更廣大的群體之內的─都能夠展現出來。」

關於孩子間的欺負情境，大人當然要教，不過可能要先想想，你意識中的「教」是什麼意思？

靡爾納說，當學生「知道」客觀事實就給分，「不知道」就處罰，這種教學法對於孩子們逐漸了解精神現實的歷程究竟有多大的阻礙？她問道，「這種教學法又能給予多少協助，讓孩子們理解：內在現實是一種歷程，而這種理解事實上包括了容許懷疑存在的能力，以及願意在不確定的狀態下等待？」

處理孩子的欺負情境，大人要怎麼了解孩子是如何覺察他自己的行為？孩子如何意識到自己的行為的效應？

「孩子的內在心情變化跟思維轉折」就像一種精神現實，這不是外在客觀的邏輯或道理，但是自有孩子自己內在的精神現實，靡爾納說：

「精神現實了解了它自身之後會有什麼結果？─這種了解並非將精神現實當做某種東西來討論關於它的種種，而是在活著的『此刻』裡一種感知的行動。對此我們目前只是開始略知皮毛，但對於體驗的視野似乎正不斷在擴張中。」

上述靡爾納寫的那段話，是他在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演講的講稿，演講時間是1942年。而現在是2017年的台灣，我們這座島嶼上，有「跟孩子的心情、思維對上話」的意願跟能力嗎？

如何面對跟處理小孩間的「欺負」問題，我覺得駿逸、玫儀、文躍的文章都很有意思，這些文章讓我覺得，台灣有一群努力身體力行「不打不罵」的教育工作者，正在逐漸長出跟各種問題搏鬥的能量跟論述了，這些努力都是想方設法要跟孩子的心情、思維對上話。

跟小孩的心情、思維對上話後，才有機會得知當小孩排擠其他人時，他是怎麼意識他的行為。

小孩的「意識」，才是我們工作的對象。

【延伸閱讀】

黑龍騎士訓練官盧駿逸，〈當孩子「欺負」朋友時〉。

宜蘭共學團領隊陳玫儀，〈用遊戲取代強勢介入〉。

台中共學團成員廖文躍，〈不行，你不能上來，這是我們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