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百個小朋友
2021年10月16日 星期六
【一百個小朋友 看台北市府的公園鞦韆計時器三分鐘措施】
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從3分鐘的盪鞦韆計時器反思都會區特色公園的政策窄化與兒童遊戲權的本質失守》
文:大腳小腳暖蛇團_北區 林清俊
台北市政府公園處自2021年10月雙十連假開始,在市內6大公園的盪鞦韆試辦裝設「計時器」,每3分鐘一到會發出提醒換人。這一項措施幾乎讓媽媽公民們多年來在公園遊戲場所爭取的兒童人權瞬間退回原點,兒童的遊戲權竟然淪為計時器規範的齊頭式平等,一個握有首善之區的行政單位,政策執行的思維模式竟然完全脫離兒童權利的概念,進步價值的城市之名口號多於實質。
從一個思考淺薄的政策執行,同時看出集體公民素養的不健全,以及都會區特色公園遊戲場政策的窄化與侷限,公部門面對倡議的反應仍只是反射神經式的政策回應而已。多年來的兒童友善環境倡議,竟就被這個淺薄的政策直接輕易戳破,也警示著公民倡議仍然停留在表層需求的爭取,深層本質的公民思維帶動還需未來更多時日。
《表層的硬體空間改造,帶動不了實質的思維進步》
2016年起,各地都會區不斷由公民倡議爭取特色公園以及兒童遊戲場的改造,幾年下來在各地開花結果,國外設計引進的新型遊具,不斷推陳出新,都會公園的遊戲場以嶄新面貌持續改造中。關於特色公園改造的倡議訴求名詞:多樣性、提升發展刺激、多元鬆散素材、共融、符合CNS規範、參與式規劃⋯,多可見諸報端網路媒體,這些名詞近年來一時成為最進步價值的公民訴求內容。
然而,表層的遊戲場硬體空間的改造成為了政府的執政成果,公共預算的編列擴增顯示了議員們的問政績效,該獲取形象紅利的各方人馬都在這一波規劃行動中參與了角色,但這只是表面形式的進步假象,真正的兒童人權、兒童遊戲權、兒童表意權、遊戲中的行為多樣性、空間環境的本質友善,仍然付之闕如。
《兒童遊戲權的本質,被政策框限於窄化的遊具設施改造》
盪鞦韆究竟需要幾個才夠?表層物質的需求滿足並不能直接成為政策的執行,兒童知覺發展的前庭覺刺激被線性的指向單一的盪鞦韆遊具,兒童透過環境遊戲所帶來的知覺發展,在草地上的翻滾,在公園高低坡度的跳躍,在自然樹木的攀爬,在公園水坑的觸覺互動,這在一個進步的城市裏其實是被隱性的排拒的,在公園的告示牌上甚至是禁止的,兒童必須於規範的空間內稱之為「遊戲場」,才能獲得遊戲的權利,因為政策的執行需要有所成效,以證明政策的有效滿意度。
這個荒謬來自於倡議與政策制定的正相關失控,倡議-政策-規劃-執行-展示,這成為了表層民主形式的SOP,在公民素養未健全的現況上反而帶來危險,而遊戲的權利在需求支應不足的情況下,就再次落到第二層的政策框限就是「限制性的管理」,台北市政府的3分鐘計時器,剛好就展現了這個毫無深層思維的窄化政策概念,並做出了最佳的錯誤詮釋。
兒童遊戲權的本質,必須在這個城市的各個角落展現「遊戲感」,公園可以有遊戲感,街道可以有遊戲感,成人面對孩童的對話也必須有遊戲感,而不是那一種法外開恩式的封街遊戲,等待下課鐘聲一響,收掉遊具、清洗地面,隔日如常通車。如此,這個城市究竟在我們兒童的眼中塑造了什麼樣異化的遊戲觀?3分鐘的盪鞦韆計時器,則為這個異化更強化了鞏固的元素。
《窄化的政策未思考需求本質,卻馬上落入限制性的管理》
擴增遊戲多樣性、展現多元遊戲感才是真正的解方,把兒童發展的前庭覺刺激單一的指向盪鞦韆,盪鞦韆的需求被單向連結的擴張了。這種單向的擴張並不是一個完整的進步規劃,各縣市更開始相競推出更新穎未見的遊具形式做為政績的展現。
當城市的兒童遊戲權,被窄化的政策框限在公園遊戲場的遊具,政府為了改善罐頭遊具,卻落入另一種進口罐頭的窘境,進口罐頭新穎有趣特別吸引人,帶來大量排隊人潮,然而預算有限,空間有限,表層的需求仍然無法全面支應,最後仍然必須落入限制性的管理手段,再一次逃避掉了面對問題去探求真正的需求本質,落入淺碟式政策的無限循環,以兒童人權為口號出發,最後卻做出限縮兒童人權的執行手段。
《兒童人權的落實是對大人權力的限縮與收斂,而不是荒謬的限制兒童遊戲時間》
面對國際兒童人權落實的展現,多數進步價值的國家與城市從來就是有條件的限縮與收斂大人的權力,這才是真正兒童人權落實的展現。台北市三分鐘的盪鞦韆計時器,形式上直接限制兒童遊戲時間,很單向的只在乎方便管理與表層的公平形式,完全不了解兒童權利的真正本質意義。
兒童遊戲權應該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多樣性的被呈現,不只在盪鞦韆、不只在溜滑梯、不只在新式進口遊具,更不只在遊戲場、不只在都會公園。
我們要問兒童教育的遊戲感何在?
我們要問問公民素養的遊戲感何在?
我們也要問問政府官員你們的遊戲感何在?
我們更要問問提案議員你們的遊戲感何在?
能不能拋開你們那些食古不化的舊式管理思維,
城市需要進步,阻礙城市進步最大的絆腳石在哪裡?
官員、議員、公民們,
你們看到了嗎?
《我,
在城市的
公園盪鞦韆
待了一下午》
不~這種都會文青式的文本再也不會出現了,你沒一個下午,因為,
你只有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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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2021/10/14
親子共學,【反對北市府盪鞦韆設立計時器,親子共學聲明】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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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5
蔡岱伶,北市盪鞦韆限時3分鐘,福岡蓋100座鞦韆給孩子不用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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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盪鞦韆限時3分鐘,福岡蓋100座鞦韆給孩子不用排隊
文:大腳小腳雲嘉親子共學團_蔡岱伶
近日台北市試行在盪鞦韆上設立3分鐘計時器,讓我不禁想問盪鞦韆為什麼總是那麼熱門?熱門到要用公權力"分配"使用時間,也讓我很疑惑,世界上其他"地狹人稠"的城市,怎麼處理孩子太熱愛盪鞦韆的問題?印象中,在城市,計時器是紅綠燈過馬路時提醒此次通行時間要到用的,另外使用時要心心念念時間的,就是大賣場旁消費後送的限時停車位。
我試著搜尋"盪鞦韆",發現這是個歷史悠久的"遊戲與練習"方式,遠由春秋時期開始,是春季的一種健身項目,是複雜的人體平衡練習,不只是孩子,對中老年人也是好處多多,不只肌肉整個"前庭功能"都能經由練習而增強,是提升人體平衡最簡便的方式,而且,除了平衡感,前庭也對情緒有影響力,當身體慢速搖晃時,有助於穩定放鬆情緒,當盪的很快的時候,很快速的旋轉與俯衝,則能振奮精神且讓身體保持警覺,且鞦韆速度可快可慢,既可享受盪的很高俯衝的速度刺激,在心情不好的時候,輕輕的搖擺可以讓心情慢慢平復下來。
幼兒時,大人或其他大孩子幫忙推鞦韆時,兩人透過幫忙與協調,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也是親子或友伴很特殊的關係建立活動,加上自己孩子盪鞦韆的經驗,更發現鞦韆是個"玩法很多元"的遊具,可以由朋友推,可以自己學著盪,可以站著盪,更可以趴著盪,因為鞦韆的旋轉跟速度,孩子常在鞦韆上想像自己是飛機或要飛上月球,每次的盪高,隨著前庭的刺激,孩子的幻想跟現實的切換,那種刺激跟耐玩的滿足好像不是別的遊具可以比擬的~難怪,盪鞦韆這麼"熱門"!
那在地狹人稠的城市裡,每個孩子都想要"盪鞦韆",怎麼辦?同是亞洲的日本,在東京的公園裡,沒有看到盪鞦韆上的計時器,有住在日本的網友提到,幼稚園裡,戶外沙坑、溜滑梯、盪鞦韆等考慮孩子需求的遊具是標準配備,甚至,在假日大大小小的大型特色公園裡,提供孩子各式平衡與擺盪刺激的多元遊具,讓孩子有很多的選擇;更令我驚訝的是,福岡市内的"響灘綠地"公園,設計團隊為了滿足孩子想一起盪鞦韆的需求,也可以不用苦苦等待,大家一起徹底盪的過癮,設計了一座能讓100個小朋友一起同時安全地盪鞦韆的環形大鞦韆,長達163.35公尺,也創下了世界紀錄,也成為熱門的旅遊景點,鞦韆設計團隊表示:跟挑戰世界紀錄比起來,其實我們更希望這個鞦韆,能夠帶給小朋友,更多的快樂與夢想。當下,我忍不住想去比較東京、福岡市與台北市的"地狹人稠"的狀態,東京、福岡由人口/面積得到的"人口密度"是15362人/平方公里、4668人/平方公里,而台北市的"人口密度"是9362人/平方公里,但人口密度遠高於台北的東京,公園盪鞦韆上沒有計時器,人口密度比較低的福岡市想要蓋100個盪鞦韆滿足更多孩子。
可見,地狹人稠不是設置計時器限制孩子玩樂需求的藉口,城市發展與建設時,市府設計團隊的心裡,將沒有投票權孩子的需求放在怎樣的位置?對公共設施能提供孩子玩樂,是協助城市裡孩子成長重要的發展方式,有怎樣的理解與實踐?
看來,北市府設置計時器想解決盪鞦韆的排隊問題,除了凸顯了"便宜行事"的短視,也顯示對於城市裡未來主人翁的需求與未來發展,只有3分鐘喊口號的熱度與3分鐘的教育泡麵式視野。呼籲市府正視北市盪鞦韆不足的問題,除了停止計時器的政策,更應該在市政規劃裡,透過能更參與式的調查,貼近孩子在遊樂上的需求,將孩子最想要的盪鞦韆的數量依照更貼近市民(孩子)需求的方向去建設,或在其他公共建設上去補足,才是真正回應市民需求的長期解決方向。
圖片來源: 100座盪鞦韆樂園 日本福岡寫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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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2021/10/14
親子共學,【反對北市府盪鞦韆設立計時器,親子共學聲明】
2021/10/14
親子共學,邀請大家一起連署,拒絕這個不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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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反對北市府盪鞦韆設立計時器,親子共學聲明】
2021年10月11日 星期一
【一九五三年的水壺】
文:大腳小腳北區親子共學團_鎮宇
物理學家費曼小時候愛聽他爸爸說話,因為他爸講話很生動。
費曼爸爸陪小孩讀《大英百科全書》,裡頭介紹到「殘暴霸王龍」時,寫著:「高二十五英尺,頭寬六英尺。」
「我們想想這是什麼意思。這是說,牠若站在我們的前院裡,頭可以伸進我們二樓的窗戶。不過,牠的頭可能太大,擠不進我們的窗口。」
不管念什麼,費曼爸爸都會盡量轉換成小孩可以實際了解的東西。
我覺得費曼爸爸表達的特點在於,把抽象的陳述轉成具體的、有情境的陳述。若用一個詞來表達,我覺得是「視覺化」。
今天共學我們團去北投的七星公園,我騎車來回,真的么壽遠。我跟棠米到家後,我吃飯吃到快睡著,後來想說看個影集好了。
我一邊吃飯,一邊看韓劇【逃兵追緝令】第六集。
被罷凌的阿兵哥曹石峰挾持當初罷凌他的前輩,準備要開槍啦!逃兵追緝部的韓浩烈在旁勸說別開槍。
曹石峰說,軍隊有可能改變嗎?
韓浩烈說,有可能改變的。
曹石峰說,部隊的水壺還有印象嗎?一九五三年的,韓戰期間用到現在,連水壺都沒有改變了,軍隊怎麼可能會改變?
看到這邊,我精神來了,這不就是費曼爸爸使用的「視覺化」陳述嗎?
追捕逃兵的韓浩烈說軍隊可以「改變」,是抽象陳述,而逃兵曹石峰用「水壺」這個非常具體的物品來說,連水壺都用幾十年沒有改變,軍隊怎麼可能會改變。
一想到「視覺化」這表達方式,我又聯想到,我前幾天看的《小學算數教什麼,怎麼教》裡頭,有個段落也是在講同樣的事。
《小學算數教什麼,怎麼教》的作者阿哈羅尼寫說,有次他生病去看醫生,醫生建議要開刀,那時他想到他曾讀到一本書寫說「不要問理髮匠你該不該剪髮」,然後他就決定不動手術。後來結果證明他的決定是對的。
阿哈羅尼說,如果那本書寫的是抽象陳述,像是「不要向涉及個人利益的對象徵詢建議」,他可能就不會在心裡頭留下生動印象,也因此無法跟之後的當下情境連結了。
在費曼爸爸的口中,「高二十五英尺,頭寬六英尺」的恐龍化身為「頭可以伸進我們二樓的窗戶,但頭太大擠不進窗口」的恐龍。
在逃兵曹石峰的眼中,他不相信「部隊可以改變」,因為連「一九五三年韓戰後用到現在的水壺,都沒改變」,他怎麼期待部隊能改變?
在數學家阿哈羅尼的印象中,他記得「不要問理髮匠你該不該剪髮」這句話,但不一定能記得「不要向涉及個人利益的對象徵詢建議」這句抽象陳述。
「如果你想傳達抽象概念,最好要具體表達,也就是使用實例,那是通往理解的王者之道。」阿哈羅尼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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