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到三種處理手法，第一個最常見，就是「大人直接介入仲裁」。第二個是「直球對決」，直接跟小孩談。第三個是「深入情境」，大人加入遊戲，以成員的身分跟小孩們喬遊戲規則。
關於「欺負」這個情境，我們當然要面對跟處理，但若用「體罰」（例如陳安儀的論點）或「懷念體罰」（例如天下獨立評論刊登一位國小老師緬懷體罰的文章 ）的方式來進行，根本沒法跟孩子的「心情」、「思維」對上話，頂多只是處理到小孩的「行為」而已。
用「大人的權勢」來處理教育問題，只是壓制問題，絲毫沒有與問題搏鬥的勇氣，只是把問題蓋住而已。
不過話又說回來，在處理小孩間的欺負問題時，大人不用打罵威脅利誘，頂多只能算是不要添亂，遠遠稱不上是解決問題。
面對小孩間的欺負問題，大人不該太快出手阻止，但也不能不處理，用打罵威脅利誘沒法處理到問題，用不打不罵不威脅不利誘也不算是解決問題，靠，那怎麼搞啊？
是的，當大人有「靠，那怎麼搞啊？」的心情冒出來，才算是與問題搏鬥的開端吧。而這就是駿逸寫〈當孩子「欺負」朋友時〉這篇文章的價值之所在了。他在教育現場跟各種問題搏鬥許久，過程中他產出一些實作技能跟思辨過程。
玫儀那篇文章的論點是說，「用遊戲、共玩的方式成功化解孩子間的紛爭」，然後舉兩個具體例子來說明這個方法的效用。文躍的文章描述的則是，大人用「直接談」的方式，而沒有用「遊戲、共玩」的方式來面對紛爭。
若用駿逸文章所說的三個技術，玫儀談的方法類似「深入情境」，文躍用的方法類似「直球對決」。
我前陣子曾把玫儀跟文躍的文章做比對討論，那時我問說，如果用玫儀所說的「遊戲、共玩」方式，是不是一種轉移小孩注意力的方式，而忽略讓小孩體會他的行為帶有「惡」的成份？用「遊戲、共玩」的方式，會不會反而讓小孩對於「有關惡的體驗學習嚴重不足」？
然後我也想問，如果用文躍用的「直接談」的方式，例如當大人對小孩說「這樣的規定是在欺負人」時，是不是像陳玫儀文章中所說的「正義使者的介入」的情況呢？
關於我的這些提問，駿逸的文章裡有做了進一步釐清跟思辨。
關於「欺負」這一題，「大人直接介入仲裁甚至打罵威脅恐嚇利誘」就不提了，駿逸所說的「直球對決」、「深入情境」這兩個方法，我認為目標都是，想方設法跟孩子的思維對上話。
教育心理學家傑洛姆‧布魯納（Jerome S. Bruner）在《教育的文化》中，討論霸凌議題的方式是這樣的，霸凌是種排擠，是種成見的展現，當孩子在玩耍時，把一些成員視為自己人，而把另外一些成員視為圈外人，他是用什麼方式來排擠來區隔？當孩子排擠他人時，他意識到什麼？
布魯納說：「生命中總會碰到內群體、外群體那回事。但問題不在於演練什麼實踐，而是當人在實踐這種形式的交換之時，他到底意識到什麼？如果我們對於進入如此區分之其然、其所以然以及其手段都懵然不覺，我們就是在培養一個漫不經心的狀態，到頭來不但把我們的人性削弱，也會促使文化進一步區分，即令我們根本無此意圖。」
布魯納的談法，給我的啟發是，看待孩子的行為時，我們要思考的是，孩子的行為是受到什麼「潛在的思維」所引導？孩子如何覺察他自己的作法？我們要對話的，遠遠不是行為本身，而是跟孩子心中「潛在的思維」對上線，如此一來，才能化解可能發生的罷凌或排擠問題。
布魯納認為訂定新規則來反對孩子間的霸凌或排擠，這樣的作法雖然不一定能保證產生「公平」的遊戲場所，但這些新規則的設立，「會給孩子們一種鮮活的意識，說什麼是公平的遊戲，和為什麼一個人的實踐會使它『歪斜』。這是漫不經心的消毒劑，而漫不經心就是社會變革的主要障礙。」
這時就要問了，誰來訂定新規則？是大人片面說了算嗎？還是大人直接跟小孩談？還是大人加入遊戲，用成員的身分來跟小孩一起喬？這也就是駿逸那篇文章在談的事情。
講了半天，面對小孩間的「欺負」問題，還是沒有一個鮮明又管用的解方耶，真是不確定呀！
這就是關鍵了，關於欺負的情境，如果成人的目標是協助小孩能自我覺察，那麼當大人要處理小孩的狀態前，大人也要有自覺，當自己跟「衝突」、「不確定」相處時，有什麼感覺？
英國精神分析師梅莉恩‧靡爾納（Marion Milner）說：
「衝突乃人生之所難免，不論這衝突是介於自身之內的不同面向間、自身與環境間、不同的個體之間，或不同的團體之間。因而，健康生活的目的並非直接消除衝突，因為這種方式不過是以強制力來壓服或此或彼的對立成分，然而寬容卻並非如此─它有能力承擔懷疑與未獲滿足的需求所形成的緊張，願意將判斷懸而未決，直到竭盡所能整合更多對立雙方的主張，從中盡可能找出更佳的解決之道。因此，心理學家的任務就是要使人們能夠接受這種想法，以便讓各式各樣經驗的豐盛性─不論是存在於單一人格之內的，或是在更廣大的群體之內的─都能夠展現出來。」
關於孩子間的欺負情境，大人當然要教，不過可能要先想想，你意識中的「教」是什麼意思？
靡爾納說，當學生「知道」客觀事實就給分，「不知道」就處罰，這種教學法對於孩子們逐漸了解精神現實的歷程究竟有多大的阻礙？她問道，「這種教學法又能給予多少協助，讓孩子們理解：內在現實是一種歷程，而這種理解事實上包括了容許懷疑存在的能力，以及願意在不確定的狀態下等待？」
處理孩子的欺負情境，大人要怎麼了解孩子是如何覺察他自己的行為？孩子如何意識到自己的行為的效應？
「孩子的內在心情變化跟思維轉折」就像一種精神現實，這不是外在客觀的邏輯或道理，但是自有孩子自己內在的精神現實，靡爾納說：
「精神現實了解了它自身之後會有什麼結果？─這種了解並非將精神現實當做某種東西來討論關於它的種種，而是在活著的『此刻』裡一種感知的行動。對此我們目前只是開始略知皮毛，但對於體驗的視野似乎正不斷在擴張中。」
上述靡爾納寫的那段話，是他在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演講的講稿，演講時間是1942年。而現在是2017年的台灣，我們這座島嶼上，有「跟孩子的心情、思維對上話」的意願跟能力嗎？
如何面對跟處理小孩間的「欺負」問題，我覺得駿逸、玫儀、文躍的文章都很有意思，這些文章讓我覺得，台灣有一群努力身體力行「不打不罵」的教育工作者，正在逐漸長出跟各種問題搏鬥的能量跟論述了，這些努力都是想方設法要跟孩子的心情、思維對上話。
跟小孩的心情、思維對上話後，才有機會得知當小孩排擠其他人時，他是怎麼意識他的行為。
小孩的「意識」，才是我們工作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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