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遇到兒童節這個節日，我腦中總會升起另一個念頭：如果天天都是兒童節，不知道該有多好？
「父母效能訓練」是一本暢銷43個國家的親子教養書，主題談親子溝通，裡頭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我訊息」，我訊息的意思是說，凡事以自己的角度出發表達需求或感受，取代指責他人的角度出發，例如，如果你很擔心小孩的某個行為，用我訊息表達會是長這樣：「我看到你出手打他的時候，我真的好擔心對方和你都會受傷！」如果不是我訊息，大概就會是：「你在幹什麼！是誰教你的？你沒有嘴巴不能好好說嗎？」
在親子共學的現場，這本書通常是必讀的經典，因為它可以協助我們改變對話的模式，進而翻轉親子相處的品質，增進大人與小孩之間的了解。然而好多大人即便練習好多年，親子關係還是處在緊張膠著的狀態。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某日和親子共學創辦人郭駿武一起開會時，聽到他說了一句話，大意是，「平常好好的時候用我訊息，吵架、有衝突的時候又回到你訊息，根本練不到。」我才連結到自己日常的經驗，的確，真正的溝通考驗都不是在風平浪靜時，而是在那個你已經累得像狗、無法好好說話的時刻。
兒童節對我而言，就像「我訊息」是否能在重要時刻好好被落實一樣的考驗人心，我最想知道的，莫過於兒童節只是兒童的小確幸和點綴？還是，兒童的幸福在兒童節以外的日常，也能經得起考驗？
這個問題是對著台灣社會問，也是對著共創環境滋養台灣小孩長大的所有大人問！我沒有問題的答案，但我有這個問題的做法。回顧陪伴這麼多家庭共學的這幾年，我發現「醫療現場」一直是許多大人在實踐「兒童友善」理念時，最綁手綁腳的領域。除了這個領域直接面臨了健康及生命安全的議題，考驗著大人如何拿捏兒童自主與健康之間的平衡，最挑戰的還有不知道如何與醫師的專業權威平等對話。簡言之，非常多父母和大人並不知道可以如何陪孩子看醫生，因此看到專業的醫師在眼前會緊張，協助小孩時會忍不住連哄帶騙，不小心忽略孩子的恐懼和他們的身體自主權；反過來，也會有一遇上醫生開始治療和檢查，就頭疼不已的父母，擔憂小孩留下陰影，但同時對於如何陪伴小孩面對治療感到束手無策。
我曾經也是那個帶小孩等了數個小時的門診，最後因為醫生和小病患雙方都無法信任合作，而只好退掛的媽媽。我有三個小孩，其中兩位早產，老大出生沒多久就因為某個異常的數值進入小兒先天疾病的追蹤流程，剛滿月的早產兒滿臉通紅、哭到聲嘶力竭地被抽第一管血、打顯影劑、做電腦斷層掃描，那是初為人母的我，第一次經歷與心頭肉共患難的時刻。同一位孩子，後來經歷了全身麻醉的內斜視手術和牙齒重建手術，以及因為自體免疫系統的慢性病問題，無數個往返醫院檢查和回診的日子。其他兩個孩子，則是陸續讓我陪著他們經歷了割闌尾手術和好多好多檢查牙齒和治療蛀牙的時光。
這一路累積的經驗，讓我慢慢意識到，帶孩子看醫生不會只是把小孩拎去給醫生看這麼簡單，小孩會哭、會怕、會蠕動、會想逃、會反抗、會崩潰、會抓狂，隨著年齡增長，小孩會發展出不同的心智成熟度，他們看診時會想發問、會漸漸發展出隱私和身體自主權的概念、會有對醫療空間和器械的好奇、會有表達的需求、會需要知道治療的下一步...等等，但多數的醫生，包含兒童專科醫生，並沒有相對應的專業和意願能夠協助或理解孩童，最常見的SOP通常是來自一張卡通貼紙或一顆造型氣球的事後安撫和鼓勵，而不是過程中最能安撫孩童的「知情同意」和「同理感受」。有趣的是，我也曾經遇過小孩在接受牙齒治療時因為難以忍受疼痛和不適大哭，最終表現沒有獲得醫師認可，而無法拿到安撫氣球的例子。我想，無論是給出去的氣球，或是沒有給出去的氣球，從多數兒童醫療現場的「獎懲模式」看來，兒童在醫療現場仍是受支配和單方配合的角色，而不是醫療現場的主體。
於此，我就更能理解，為何多數的醫護人員總是深信「獎懲」和「強迫」在兒童醫療現場是必要的存在(這裡的強迫是指經由家屬同意的強迫手段)，因為一旦沒有信念相信兒童有其自主性和學習力，就沒有機會見識到病童有調節恐懼的能力、有自我療癒、以及與身體相處的能力。但我想，如此看待兒童其實是台灣社會文化的一環，只是在治療優先的醫療現場，會表現得更「合理化」，而且政治正確。
然而細數這九年來，我陪孩子遇上的十多位醫生裡，仍有好幾位醫師能夠以病童為主體，與孩子發展出平等且帶有啟發性的醫病關係。因此我想藉由與這幾位醫生的合作經驗中，試著從孩童的角度出發，分享孩子看醫生時的需求：
一、如果需要，可以事先準備和演練
陪孩子就醫的過程中，我最常帶孩子事先演練的部分，通常是討論後，他們仍然感到不安、陌生、恐懼的環節。可以使用的素材很多，有時可以透過繪本故事；有時是分享自己的親身經驗；有時可以透過找到類似的器具或材質，讓孩子事先感受，減輕對未知的壓力和恐懼。
記得有一次在孩子準備做核磁共振之前，我事先打電話向醫護人員做了很多確認，尤其是確認家屬在檢查當天可以做的事。包含有沒有可能帶精油到現場舒緩小孩的緊張、檢查室能不能放音樂？我可不可以待在現場？以及現場我站的位置小孩看得見我嗎？蒐集資訊後開始跟孩子討論我當天能做的陪伴，以及她自己可以緩解壓力的方式
。因為事先知道在現場噪音會很大，以及小孩必須獨自躺在檢查艙裡，我只能摸得到她的腳底板。所以最後討論出"捏腳底板時吸飽氣，放開腳底板時吐氣到底的腹式呼吸節奏"，陪她渡過了那次的檢查。
我猜不少父母會覺得小孩不就是忍一忍就過了，但類似的陪伴方式，對小孩和大人而言都是一次又一次學習不用忍耐，但找到貼近自己需要的方式自我療癒。而這一點，正是多數大人都忽略，即便到了成人還總是逞強無法照護自己的癥結之一。
二、知情同意
真的視小孩為治療的主體，而不是配合的人，盡可能簡單清楚告知治療的每一個環節再進行動作或同步告知，如果醫生使用的語言太艱澀，轉換小孩理解的用語或方式，幫他們好好轉譯每一個治療的步驟和目的。
此時是在協助小孩認識自己的身體，有時這樣好好解釋反而會出現類似聽故事的效果，意外舒緩整個治療過程的壓力。事先告知的目的，還有在於讓孩童有餘裕準備調節自身的狀態面對恐懼和壓力，因為多數的恐懼其實是來自想像和未知的加乘，如果有機會事先了解，也不會因為過度的恐懼，造成肌肉緊繃，因過度反射而引起更強烈的疼痛。
在小孩沒有準備好進行到下一步治療之前，願意暫停。並回到第一個步驟，更深入了解小孩的恐懼，透過不同方式協助小孩面對。
說到這裡不禁想起不少大人喜歡在打預防針時，趁小孩不注意，冷不防地對小孩偷偷下針，但我認為這種手段只能在事態輕微的時候偷渡過關，等到緊急時刻需要強度更高、時間更長的醫療處置時，例如縫合或手術時，小孩反而會因為失去對大人的信任而變得難以合作。
三、主動與醫生建立平等的合作關係
視醫生為合作對象，而不是單方面依賴的專業權威。不把治癒的期望單方面放在醫生身上，而是可以認知到病人的痊癒仍要靠平日對身體的照護。在這一點上，小孩生病時，大人可以練習主動紀錄小孩的病情變化，並提供給醫生。在小孩有特殊需求或感受出現時，盡可能練習提出自己的完整觀察與醫生協商對話，這些細節都會有助於讓醫師了解日夜與病童相處的父母(或家屬)是可以一起合作的對象，而不會是兒童醫療現場的絆腳石。這個平等合作的推進，會有助於醫師能否把孩童視為醫療現場的主體的重要關鍵之一。
四、找一位可以合作的兒科醫師，作為你們的家庭醫生
在小孩沒有準備好進行到下一步治療之前，願意暫停。並回到第一個步驟，更深入了解小孩的恐懼，透過不同方式協助小孩面對。
說到這裡不禁想起不少大人喜歡在打預防針時，趁小孩不注意，冷不防地對小孩偷偷下針，但我認為這種手段只能在事態輕微的時候偷渡過關，等到緊急時刻需要強度更高、時間更長的醫療處置時，例如縫合或手術時，小孩反而會因為失去對大人的信任而變得難以合作。
三、主動與醫生建立平等的合作關係
視醫生為合作對象，而不是單方面依賴的專業權威。不把治癒的期望單方面放在醫生身上，而是可以認知到病人的痊癒仍要靠平日對身體的照護。在這一點上，小孩生病時，大人可以練習主動紀錄小孩的病情變化，並提供給醫生。在小孩有特殊需求或感受出現時，盡可能練習提出自己的完整觀察與醫生協商對話，這些細節都會有助於讓醫師了解日夜與病童相處的父母(或家屬)是可以一起合作的對象，而不會是兒童醫療現場的絆腳石。這個平等合作的推進，會有助於醫師能否把孩童視為醫療現場的主體的重要關鍵之一。
四、找一位可以合作的兒科醫師，作為你們的家庭醫生
盡可能在社區內，找到一位能夠合作的兒科醫師，慢慢陪孩子練習看醫生的過程，建立起自在且信任的醫病關係。
最後，想邀請全台灣有餘裕的大人們，能參考上述的陪伴方法，好好地陪孩子看醫生，讓沒有機會被如此細緻對待的孩子，也能透過愈來愈多與醫護人員良性互動的經驗裡，提升對兒童的認識與了解，獲得更貼近兒童需求的醫療品質。也要讓台灣社會愈來愈相信孩童在醫療現場不需要強迫和獎懲，而是需要信任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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